从 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算起我成为袁行霈老师的学生已经有半

从1963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算起，我成为袁行霈老师的学生已经有半个世纪了。五十馀年来，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许多老先生已经陆续谢世，袁老师也从风华正茂的才俊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名贤。但是他儒雅的风度和温厚的笑容，却几十年不变，使学生们忘记了岁月的磨蚀，领会了古人所云 “日月不息，师表常尊”的至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文系文学专业，不少重要的基础课都由教授亲自上堂。我们六三级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这一段，是由林庚先生教的。那时林先生才五十多岁，头发乌黑，但因为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在同学们眼里是很难接近的老权威。这门课有几节曾由袁老师上过。中文系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助教和讲师，五五级留了一批，人数最多，袁老师也是一位青年教师，但他是五四级的，辈分较高。见到袁老师之前，就已经听说他是青年才俊中的佼佼者，所以大家对他的到来都很期盼。第一次在课堂上见到他，恍若看到了林庚先生年轻时的形象：清癯的脸容，瘦削的身材，更有那种独特的清逸气质，与林先生真有几分神似。后来有一次不知什么单位要来课堂录像，袁老师特意换上了一身深色崭新的中山装，和林先生平时的装束一样，让大家不由得眼前一亮。于是同学们私下里把袁老师称作“小林庚”。已经不记得袁老师当初上课的具体内容，只有他那清晰缓慢的语调和一手漂亮的板书，至今印象深刻。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老三届的大学生中有少数人考回了北大的“回炉班”，第二年又各自考取了各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我师从陈贻焮先生门下，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方向。袁老师的选修课自然是我的必修。那时研究生还不多，选修课也不分研究生和本科生，想听的都可以去听。研究生和七七级的同学都挤在一个课堂里。改革开放初期，同学们都想把浪费了的十年光阴夺回来，学习热情极其高涨。许多课堂座无虚席，其中袁老师和金开诚老师的课最为叫座。虽然已经安排在二教的大阶梯教室，但座位还是不够，经常是刚刚占到一个好位子，听说要换教室，就得赶快收拾文具书包，冲到另一个更大的教室里去。最高纪录是一堂课换了三次教室，就这样还有许多学生坐在阶梯上，甚至是老师讲台周边的地上。所以我那时总是早早就到课堂，抢占最前排的位子。我的笔记也是最认真的，几乎每句话都记。因为常坐在前排，有时袁老师会在课间休息时走到我面前，拿起我的笔记本翻阅，帮我补上漏记的内容，或者理解不准确的地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史的教学开始突破五六十年代只讲思想性、人民性的教条主义框框，重视诗歌艺术的理解和分析。袁老师就是当时的先行者。他的课着重在诗歌的意境和艺术表现，正是学生们最为渴求的内容。而他的讲课艺术也和他讲的内容一样，非常讲究。节奏的快慢疏密、声调的抑扬顿挫，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既要言不烦，善于用最关键的几句话将每首诗歌的好处点透；又深入细致，让听众跟着他清晰的讲解进入意境。那时上课用的资料主要靠教师抄黑板。袁老师的板书都是直行，字体端丽遒劲，写满一黑板后，可以当书法欣赏。有时要擦掉改写新的，同学们心里都暗暗可惜。八十年代中，叶嘉莹先生多次来北大讲学访问，常由陈先生和袁先生接待。有一次聊天时谈起讲课来，叶先生问我：“葛晓音，作为他们两位先生的学生，你来点评一下他们的讲课怎么样？”这下把我难住了，我想了一下，回答说：“陈先生的讲课是兴会神到式的；而听袁先生讲课是艺术享受。”叶先生大笑。

陈先生和袁老师很谈得来，在校园里经常可以遇到他们两人一起骑着自行车来来去去。陈先生有什么事，或者有新诗要送给袁老师看，总是打发我到袁老师家里去。我和张明非虽然不是袁老师亲自指导的学生，但是他待我们同样亲切，八十年代初，很多人家还没有电话，我和张明非曾两次冒冒失失事先没有联系，就上门叨扰。一次是因语言专业的曹宝麟同学为袁老师刻了两枚藏书章，我和张明非送上门去。袁老师和夫人杨老师非常客气，非要留我们吃鸡汤面。不久袁老师作为北大中文系第一位到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学的老师去日本。对于我们这些曾经长期闭锁在边疆农村的学生来说，国外是什么样子，就像外星一样难以想象，所以等袁老师回国后，我们又迫不及待地去敲门，请袁老师给我们谈谈在日本的见闻。袁老师虽然刚回学校很疲劳，但仍然高兴地接待我们，和我们聊了很久，还留我们在他家吃饭，我们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吃上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学生的时候真是不懂事。

毕业留校以后，和袁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常常能从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悟出一些为人师者所应有的修养。那时教研室经常有政治学习，或是开会讨论教学大纲的修改，老师们见面机会比较多。讨论工作时，无论有什么样的意见不合，他从不与人相争，只是从容地申述自己的意见。我说话有时比较冲，袁老师如果觉得不妥当，只是微笑着制止，让我立即醒悟自己的不得体，慢慢地知道应该谨言慎行。袁老师是口不臧否人物的，准确地说，是不否只臧。五十年来，从未听他在背后议论过别人的是非；但别人有一点好处，他总是不吝夸奖。有一次，一个外地来北大听课的进修教师抄袭了袁老师上课的内容，当成自己的文章去发表。大家知道此事都义愤填膺，因为八十年代这种事情还比较罕见。但袁老师只是无可奈何地笑笑，没有剑拔弩张地去追究那个外地教师。但是他对学术上的问题非常认真。有一年他的一位研究生在论文中将陈子昂《修竹篇序》中所说：“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解释为指阮籍、嵇康等正始诗人的诗歌，这本来是通行的解释，不能算错。我原来也是这样理解的。但陈贻焮先生认为应该是用《毛诗序》中所说：“《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意思。我查阅了若干盛唐文和白居易的用法，接受了陈先生的观点。在评那篇研究生论文时，就提出了商榷意见。袁老师见到后，便来和我讨论这句话究竟该怎么解，并且查找了一些可以证明“正始之音”是指曹魏正始诗歌的例子。确实唐诗唐文中也有一些是这样用的，比如李善《进文选表》。所以原来的解释也可通。让我感动的是袁老师和我讨论问题时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态度非常谦和诚恳。他对后辈的成长也非常关怀，有时听外校的老师说起袁老师如何推奖我，杨老师也总是见面就鼓励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论文袁老师大多看过，很清楚我的发展路向。但他很少将这种关注流露在外面，只是默默地扶持。记得袁老师刚担任《国学研究》主编时，为了编发创刊号，曾特意组织了一个演讲会，让我和阎步克等青年学者到会上去宣讲我们投给创刊号的论文。然后把这些论文和前辈名宿的论文都发在第一期《国学研究》上，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们向来有尊师的传统。陈先生和袁先生都不是林庚先生的研究生，只是担任过助教，但都毕生以弟子之礼奉侍林先生。陈先生每周都要到林先生家里去请安，因为较年长，林先生待他很客气。袁老师比较年轻，林先生在工作上或在家务方面有什么事，都找袁老师。虽然林先生也曾断断续续地留过得力的研究生如钟元凯，或助手如商伟这样的年轻人在他身边，但在我看来，林先生似乎是把袁老师当儿子看的，袁老师也完全融入了林先生的家庭。我因此在林先生家里常常见到袁老师。逢年过节自不必说，林先生家里有什么大小事情，都是袁老师张罗。虽然后来袁老师的学术地位越来越高，工作责任越来越重，但这种亲密的师生关系直到林先生去世始终不变。

林先生伉俪情深，但师母晚年患有多种疾病，最终在林先生八十大寿这一天去世，林先生悲痛不已。袁老师十分担心先生的健康，为了让林先生早日从阴影中走出来，想了很多办法。后来他联系了一家出版社，请林先生选一本适合少儿阅读的诗选，袁老师为之做注释，希望他在精神上有所转移。林先生果然在完成这一工作后，心情慢慢平复。过了些日子，林先生提出想要写完《中国文学史》的下册，指定我当助手。在此期间，林先生谈起他对《水浒传》的看法，与当时所有论水浒的意见都不同。他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版本入手，判断了水浒最后成书的年代。同时，根据盛唐以来对“王霸”的解释，批评了当时有些学者将水浒英雄要建“王霸之业”的说法误解为要推翻朝廷的论点。论证了宋江接受招安的必然性。再从明代前期外患严重以及明朝处理外敌和镇压内乱的不同政策等方面入手，分析了此书在写到宋江招安后为什么将大量篇幅放在抵御外敌上的时代原因。我帮他在图书馆寻找了很多材料以证成此说。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告诉袁老师，林先生有一篇关于《水浒传》的论文，论点可谓石破天惊。袁老师非常高兴，要我告诉他内容。因为稿子尚未完成，林先生希望暂时保密，所以一时不能说。以后袁老师每次遇到我就关切地询问稿子的进展，但不再问内容。初稿完成后，我赶快先给袁老师看了。袁老师看后当即表示要把这篇论文刊登在《国学研究》上。后来经过修改，发在创刊号上。按袁老师和林先生的关系，林先生写了什么他先知道是理所当然的。但为了尊重林先生要保密的意思，袁老师还是一直耐心地等着。这件趣事也让我看到了袁老师尊师的古人之风。

袁老师成为全国名师以后，担子越来越重。他先是领导北大文史哲的教师们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完成了《中华文明之光》一百五十集的摄制工作，这件事对于发扬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又组织全国古典文学的专家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取代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书的蓝皮文学史和社科院文研所的文学史，作为高校中文系使用的教材，至今无可替代。后来，又组织北大文史哲的教师编纂了《中华文明史》，这套书完成后，美国以康达维为首的一批汉学家立即准备翻译成英文。北大成立一百一十周年时，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北大。在和教师的座谈会上，袁老师作为代表发言，对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后来，北大在国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汉学研究中心，每年资助一些海外学者来华研究。袁老师作为国学院院长和汉学中心主任，自然是更加忙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