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应指出的是文人受托写作碑铭墓志中的文字往往对墓主有所粉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文人受托写作碑铭墓志中的文字，往往对墓主有所粉饰，因此有关墓主生卒仕履等方面的记载，一般说来还比较可信，至于对墓主或某些事件的评价，那就未必如此了。东汉蔡邕善于写作碑志，他就曾说过：“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续汉书》）唐代写作碑志文字报酬丰厚，文人争相罗致，《国史补》卷中《韦相拒碑志》：“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可见其时风气之坏。即使是那些以正道自居的人，怕也未能免俗。韩愈以写作碑志著称，李商隐《齐鲁二生》叙刘叉事，即云“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后来遂有称碑志为谀墓文者。读者利用这些材料时，应与其他材料互参，以免为其中的粉饰之词所迷惑。

壁记

有关唐代名人的记载，有“三大缙绅录”之说，其一即《元和姓纂》，其他两种则为《尚书省郎官石柱》和《御史台精舍碑》。因为这三种文献上记载着大量的有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姓名，后两种文献上更记载着当时颇为显要的各部郎中和员外郎以及御史台三院中的官员的姓名，后人可以通过这些材料了解唐代政体建置和任职官员交替的情况。不论从研究政治制度来说，还是从研究个别的人物来说，都很有价值。

上述石柱和碑刻，属于壁记的范围，不论前朝或后代，都未看到过同样的建置，这些壁记可说都是唐人留下的至可宝贵的一种特殊的研究资料。

《封氏闻见记》卷五《壁记》曰：“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记当厅前后迁除出入，寝以成俗。’然则壁记之由，当自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可见其时不仅尚书省和御史台中有壁记，其他衙门均有，只是没有二者著称，而且大都失载罢了。壁记墨书，易于漫灭剥落，故自开元时起，尚书省中即以石柱代替壁记。石柱题名，也就是壁记的另一方式。看来当时尚书省中建有两个石柱，分载左右二司及二十四司郎中、员外郎之姓名，今记录尚书右丞分管兵、刑、工三部诸司之右边一石已毁，只剩下了记录尚书左丞分管吏、户、礼三部诸司之左边一石。御史台精舍碑的设置情况与此相类，但其建立要比郎官石柱为早。武后之时，冤狱甚多，御史台又为主断大狱的地方，故建精舍以祈福。中宗时在台中建碑，即将壁记代以石刻，由官署移诸精舍。

这两处著名的碑刻，过去似未得到重视，仅宋代的《宝刻丛编》卷七上有记载。直到清代，朴学兴起，注重实物考证，顾炎武访求各地碑刻，始在《金石文字记》中著录。钱塘赵魏仕于西安，亲至碑下手摹其文，刻入《读画斋丛书》，王昶编《金石萃编》，也记下了碑文全部。诸人导夫先路，功不可没，但碑文复杂，取得的成果还很有限。

利用这两种珍贵的史料，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是赵钺、劳格。赵钺创举之功，但投入的劳动更大，做出的贡献更为卓越的，是劳格。劳格在贫病交困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殁时仅四十五岁，未能及身定稿，后由丁宝书编为二十六卷，刻入《月河精舍丛钞》，成了后人研究唐代文史者不可或缺的一种资料书。

此书有裨考证，例如《唐诗纪事》卷一记有中宗《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作》，臣下应制，韦安石、苏瑰、李峤、萧至忠、窦希玠、韦嗣立、李迥秀、赵彦伯、杨廉、岑羲、卢藏用、李咸、阎朝隐、沈佺期、薛稷、苏颋、李乂、马怀素、陆景初、韦元旦、李适、郑南金、于经野、卢怀慎二十四人奉和。《全唐诗》录入全部诗作，小传中均叙仕历，而郑南金名下独缺。考《郎官石柱题名》，司勋员外郎中有郑南金其人，可知郑氏时任此官，而其他文献则无此记载。《全唐诗》编者未检《郎官石柱题名》，因而未能补正。

但自赵魏起至劳格止，都有一些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推其原因，则是对郎官石柱本身的研究不够深入所致。原来石柱上的郎官题名，先后一共刻过三次，初刻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再刻于贞元中，三刻于大中十二年（858）。石面多次镌刻，空隙越来越小，于是见缝插针，填补空白；前后刻法又不一，还有左旋、右旋的问题，骤视之，很难摸清头绪。经过各家的不断钻研，愈益明晰，于是劳格起而纠正了赵、王二人的错误，但赵、王二人亲自去看过原物，记石柱为七面，劳格遽尔认为当有八面，则是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