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为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为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戎，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说为我看见《尚书》上说：“申明道理，谨慎刑罚”，“国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从轻量刑。”《礼记》说：“国君勤于政务，臣下能够反映国情，刑罚就不会烦琐。如果国君和臣子之间互相怀疑，那么老百姓就会疑惑。臣下不知实情，则国君劳神费心。因此只要君王有君道，臣子无二心，君王广施仁厚之德，臣下力效辅佐之劳，那么天下就可永享太平了。当今国泰民安，但刑罚上仍有美中不足之处。赏罚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倡善良、铲除邪恶，因此，帝王必须统一奖惩贵贱亲疏之别。而如今，官府根据自己一时的喜怒好恶判处案子的事例屡见不鲜。如果官员遇到自己高兴时，就不顾法令网开一面；如果遇到自己发怒时，就不分青红皂白严惩不贷。这样下去将造成滥施刑罚，对国家极其不利。如果滥用刑罚，就会助长小人的丑恶行径；赏赐失实，也会使正人君子失去信心。这样，不仅小人的恶迹无法铲除，而且君子的美德也无法弘扬。如果这样做还指望国家秩序井然、赏罚得法，是万万不可能的。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

再说闲暇时谈论清静无为、仁义道德，都崇尚老子、孔子，谈论刑罚赏赐，就取法于申不害、韩非子。刑罚过多，百姓就会人人自危，这不仅不会有助于道德的弘扬，反而会使刻薄之风愈演愈烈，百姓中会滋生出许多事端，如果人人趋炎附势，就难免使法律不统一，这对君主的品德道行是极其有害的。以前，州犁审判，自行操作，楚国的法律就败坏了；张汤审判，轻重由心，汉朝刑法，弊端丛生。臣子的邪僻不正，尚且不能揭露其欺骗蒙蔽，何况君主对国法的肆意运用呢？那些百姓必将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帝王应有圣明的智能，明察秋毫，幽暗隐微处无不看得清清楚楚，难道连圣人都无法避免有所遗漏吗？君王应该安百姓所安，不要只存惩罚之念；乐百姓所乐，避免犯与古人同样的过失。祸福相倚，吉凶互存，关键要看一个人如何选择，滥施刑罚的危害如此之大，怎能不慎重呢？如果稍不顺心，就严加处罚，或者是因为供奉不足，或者因为营建的工程违背了命令，或者因为进贡的物品不称心如意，或者因为没有听从命令，这些都非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长此以往，恐怕会使骄奢放纵之情滋生蔓延。所以“尊贵之后，虽非有意骄横，可骄横自然会产生；富裕之后，虽不刻意奢侈，而奢侈自然会滋生”，这句话真有道理啊。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并且，大唐继隋代之后兴起，隋亡之鉴，不可不引以为戒。隋代官府的库存、士兵的人数、民间的户籍，比起大唐，不在其下。然而隋代却因富强而灭亡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动”的缘故。我们因为贫穷而安宁，为什么呢？是因为“静”的缘故。静能安宁，动容易产生动乱，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并非什么深奥的大论。然而，历代君王很少有人采取安全的治国途径，更多的是重蹈前国灭亡的覆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居安不思危，国家稳定却不存忧患之思。过去隋代在没有灭亡之前，认为自己会太平永驻，所以穷兵黩武，徭役不断。隋炀帝在受辱死亡之前，都没能悟出灭亡的原因，怎么不让人悲哀呢？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规，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要照见事物的美丑，必须依赖静止的水面；欲知国家的安危，必须以灭亡的国家为鉴。所以《诗经》上说：“商朝灭亡的教训还不远，它是在夏朝之后亡国的。”又说：“砍斧柄，砍斧柄，它的式样就在眼前。”这些比喻是很深刻的，希望陛下以隋亡为警戒，明察当今天下的动静治乱，那么就可以知道国家存亡的道理。如果能思考隋亡的原因，那么国家就可获得安定。陛下要克制自己的嗜欲和打猎的乐趣，不营造奢侈华丽的宫室，不做不紧急的事情，不偏听，要接近忠厚的臣子，疏远奸邪之人。学习尧、舜把百姓关于政治得失的意见书写下来。学习大禹、商汤善于自责，顺从民意，关心百姓，宽以待人，知道勤劳谦逊使人获益，骄傲自满招来祸害，国家如有动荡，就要使它归于祥和。圣旨一出，就要让千里之外的百姓都响应臣服。陛下要超过前哲，彪炳后人，成就千古大帝的宏伟事业，关键就在于慎守。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逸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固无得而称焉。

太宗深嘉而纳用。

常言道，守成容易，创业难。如今创业的艰辛已成过去，容易的事情反而做不好吗？如果江山不稳固，肯定是因为骄奢淫逸造成的。因此，对于慎始慎终，怎能不加以重视呢？《周易》上写道：“君子应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所以君子自己安定了，那么国家也就太平了。”这话说得好，真发人深省。希望陛下能一如既往地为民造福，闻过必改。如果能保持住现在的太平和过去恭敬节俭的美德，那么就尽善尽美了。

唐太宗对他的意见非常赞赏，并接纳了他的忠言。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巨恶。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但令明加纠访科罪，庶可肃清奸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