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张居正回老家江陵养他虚无的病，养“病”期间，他大

1554年，张居正回老家江陵养他虚无的病，养“病”期间，他大致做了下面这些事：

第一，读书，拼命读书。

第二，写诗，诗文虽然有着浓厚的田园气息，却丝毫掩饰不了他对政治的热衷。他不想掩饰，因为他有抱负。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抱负都掩饰，那他成不了什么人物。

第三，为谋杀了他祖父的朱宪写诗。他回老家不久，朱宪就找上门来，请他吃饭喝酒。张居正喝起酒来万分小心，生怕蹈了祖父的覆辙。但朱宪没有要杀他的意思，张居正现在已是翰林院官员，朱宪虽然不巴结他，却不敢有害他之心。这种饭局让张居正大为厌恶，因为朱宪总让他写诗。可他是个深沉有大略的人，所以不动声色地答应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他到乡间做实地考察，发现了大地主兼并土地、贫民失业的现实，也发现了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他得到这样一条真理：农民是政权之根，要想根基牢固，就要让根基快乐，而让根基快乐的基础，就是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为了感同身受农民之苦，他亲自下地务农，而且就住在田地边简陋的房子里，风雨无阻。

第五，无时无刻不关注国家信息，尤其是国防。在他回老家那年，东南沿海受到倭寇更加猛烈的侵扰。1555年，俺答汗攻陷大同，进犯怀来，北京戒严。而中央政府中，朱厚熜依然在斋戒祷告，祈求长生；严嵩依然在那里拼命贪污；徐阶依然保持着谨慎的微笑，看着朱厚熜祷告，看着严嵩贪污。

张居正在自己的菜园子里，看着勃发的青菜，攥紧拳头说：国防，皇室。是的，国防和皇室是朱厚熜上任以来国家财政最大的负担。有朝一日，必要将这两件事好好布置。

可他又无可奈何地笑了，因为他站在菜园子里。要解决这两件事，非要站在庙堂，非要站进内阁不可。

父亲张文明对他每天站在菜园里大惑不解，开始唠叨不停。张文明说：“我们张家好不容易出了个进士，却在家里读书种地，这不是对待祖宗应有的态度。况且，天生你这等人才，正如农民制造了个锄头，你不用，对锄头是很不公平的。”

张文明开始絮叨时，张居正还能忍受，但张文明一直絮叨，到最后每天唉声叹气，搞得张居正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为了父亲能快乐，他决心回北京上班。当然，张文明的唠叨只是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对政治还是热衷的。他不想轻易离开政治场，因为他所有的抱负都需要政治权力来实现。而且，他对总给朱宪写诗这事恶心透顶。

回北京前，他写下一首诗，表达其意志：“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这种伟大的情怀，让人听了热血沸腾，对张居正油然而生出好感。但“孝”他可以做到，而“忠”就有难度了，三年后的1557年回京后，他要“事君”，还毫无希望。

徐阶正在为朱厚熜写青词，憋得抓耳挠腮。闻听张居正回来，没有欣喜，反而很讶异：“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现在你回来也没有意义，干脆，你明年去河南汝宁府主持册封崇端王的仪式吧，完事后，你顺便回家看看。”

张居正对徐老师的安排没有反驳，老老实实地去了汝宁，完成任务后，他回了老家江陵。张文明一看张居正又回来了，大吃一惊。张居正说：“这是徐阁老的安排。”张文明凭借有限的政治智慧，高叫道：“这不是冷藏吗，怎么能是安排？”

张居正当时也不知徐阶为何要这样安排自己。一个月后的1558年三月，张居正才大概明白了徐阶让他远离中央政府的良苦用心。

与高拱相识

1558年三月，严嵩受到挑战。刑部的三个言官吴时来、张翀和董传策在同一天上疏弹劾他，主要罪行包括贪污、干扰人事等。把三人弹劾的内容合并同类项，就发现都有“坏边防”一项。

“边防”的确很坏，自朱厚熜关闭马市以来，俺答汗每年都猛烈进攻明北境，每次都会对北京构成不大不小的威胁。这恐怕怪不得严嵩，严嵩一直主张和蒙古人和平共处，开放马市，可朱厚熜不干。三人指责严嵩坏边防，没有事实依据，只是认为严嵩该对蒙古人的不停进攻负责。

严嵩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三人同一天弹劾他，又同样指责他坏边防，他断定其中有鬼，再一细查，果然有问题：吴时来和张翀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

严嵩怒了，哪里有这样巧的事，这明摆着是徐阶在背后捣鬼。他故技重施，跑进宫中跪在朱厚熜脚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委屈。朱厚熜看到老态龙钟的严嵩哭得像个被同学欺负的孩子，心潮澎湃，下令惩治三人。严嵩主张把三人处斩，朱厚熜没有听从，把三人发配边疆了事。严嵩又说三人是傀儡，背后有大阴谋家，朱厚熜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要回去吃丹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