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建安后期人士流移的情况没有起根本的变化兵乱之后要详实地

汉献帝建安后期，人士流移的情况没有起根本的变化，兵乱之后，要详实地考核某人的操行，依靠乡里发生了困难。这样，朝廷察举和名士品评要取得一致，朝官荐举和乡里清议要取得一致，成为必须设法解决的问题。

九品中正制就应运而生。延康元年（220），曹操死，儿子曹丕继承了魏王、丞相之位，由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之法，在各州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品第当地人。中正官由本地人在朝廷担任现职官员者兼任。各地小中正先就其所知，汇报本州大中正；大中正根据乡评，定其品级，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交付吏部选用。于是原先在野的名士品评变成了官府品第，核之乡里成为访之中正；而且凡属州郡人士，无论已仕未仕，都须在本州郡入品，连已经入仕者的官职升降，也操于中正的品第，而不取决于政绩的考核。兼任中正的现职官员，都是世家大族，像太原王氏的王述，兼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从弟王蕴，兼本州大中正，儿子王坦之，兼本州大中正；吴郡陆晔，弟陆玩，玩子陆纳，都曾领本州大中正。中正一职，永远握在大姓高门手中，攀援延揽，是当然的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两句话，概括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形成了一种变相的封建世袭制度。

再看江南地区，东汉以来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各郡也形成了大姓强宗，像会稽虞氏、贺氏，吴郡朱氏、张氏、顾氏、陆氏，钱唐全氏，阳羡周氏，丹阳朱氏等。到了孙吴时期，这些大姓强宗的子弟在地方上也有优先选拔为州郡掾属的权利。孙吴也有中正，而且也是以朝官兼任，与曹魏相同。

从汉末的大姓世家到魏晋士族，从乡里清议到九品中正制，而九品中正制则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这是理解《世说新语》中许多人和事的一个大背景。

二

汉末的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士族形成于魏晋，九品中正制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实质上是保证当朝显贵的世袭特权。汉末颍川郡众多大名士，只有荀氏、陈氏、钟氏成为士族，是因为这几家在魏晋时子孙是显贵，而成为士族的颍川庾氏倒是拔自卑微的。从宋人汪藻《世说叙录》中人名谱看，颍川庾氏一世庾乘出身卑微，受大名士郭泰赏识，才能摆脱卑微地位，游于学宫，为诸生佣，学业有成而仍然自处卑微。他的儿子庾嶷，仕曹魏为太仆，孙子庾峻，为晋侍中，奠定了士族的地位；曾孙庾琛联姻皇室，玄孙庾亮、庾冰等以外戚先后执政，官高爵显，成为大士族。再如阳翟褚氏，一世褚，为县吏，后来得羊祜进用；直到孙子褚裒，联姻皇室，晋穆帝即位，为太后之父，尊贵无比，成为东晋大士族。

原来中正品第人才是依据德、才、家世三项的，但家世一项在品第中所占分量越来越重，终于成为事实上的唯一标准。魏晋所重的是父祖官爵，换句话说，中正考虑的主要是当代显贵，定品的标准主要是“新贵”。魏晋相承，晋代的开国勋贵也就是曹魏功臣的子孙，所以计算门第家世是从曹魏算起的。汉末的大姓、名士，他们的士族地位决定于某一家族在魏晋时的政治地位，即当时的官位。某些家族在汉末算不上大姓，甚至出身卑微，只要在魏晋时有某种机遇在政治上获得高位，也可以上升为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