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子曰“虞、夏之质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

孔子说：“虞、夏的治国之道质朴单纯，所以民众很少有怨恨的情绪。而殷、周的治国之道弊病使民众受不了。”孔子说：“虞、夏的质朴，殷周的文饰，都达到了顶点。虞、夏虽有文饰，但胜不过它的质朴，殷、周虽也有质朴，但远远不如文饰多。”孔子说：“后代即使有明王出世，也不可能赶上虞舜了。虞帝治理天下，在世时没有一点私心，死后也不厚待自己的儿子，对待民众犹如父母对待儿子一样，既有发自内心的慈爱，也有忠实利民的教诲，使人感到亲近而又不失尊严，安详而恭敬，既有威严而又感到仁爱，使民众富庶却彬彬有礼，广施恩惠而又没有丝毫偏颇。虞帝的臣下都尊崇仁德而敬畏道义，以浪费为耻而又不看重钱财，忠心耿耿而又不犯上，坚持正义而又态度恭顺，文雅而持重，宽容而有原则。《甫刑》上说：‘舜德的威严使人敬畏，舜德的明察善恶受到大家的尊敬。’除非虞舜，还有谁能做到这样呢？”

孔子说：“侍奉国君，应该先考虑好治国的大计，然后拜见国君，国君采纳，自己拜受君命，以便实现这一计划。所以国君可以责成他的臣下，而臣下对自己的建议有效死实现的决心。所以侍奉君主的人接受的俸禄，就应该与担当的责任相称，这样遭受罪责就会日益减少。”孔子说：“侍奉国君，有大的建议被采纳了，就期望获得大的报酬；有小的建议被采纳了，就期望获得小的报酬。所以，君子不会因小的建议被采纳而接受大的赏赐，也不会因大的建议被采纳而只接受小的赏赐。《易经》上说：‘国君家中有大的积蓄，不是只跟家人享用，而应该招贤授禄，这样才能得到吉利。’”

子曰：“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者谷以女也。’”

子曰：“事君，远而谏，则3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子曰：“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诗》云：‘心乎爱矣，瑕4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

所式：用。也 以：通“与”，给。3 （chǎn）：同“谄”，用卑顺的态度奉承人。4 瑕：胡，为什么。

孔子说：“侍奉国君，不应该向君主陈述自己的私事以图私利，也不要崇尚浮华辞令，如果不是德行高尚的正直君子，就不与他亲近交往。《小雅》说：‘认真做好你的本职工作，正直贤能的人就与他相处。神明能知道这些，会赐给你福禄的。’”

孔子说：“侍奉国君，与国君关系疏远而进谏，是不怕陷于罪；与国君亲近而不进谏，那就是白受俸禄不干事，像祭祀中的‘尸’一样，徒有虚名了。”孔子说：“国君身边的近臣，应当谨守调和国君的品德行为，宰相整治百官，大臣们谋划四方大事。”孔子说：“侍奉国君，如果国君有了过失，作为臣下的就应该劝谏而不应当到处宣扬。《诗经》说：‘心中喜爱他，怎么不相劝告？心中想着他，哪天忘过他？’”

孔子说：“君子侍奉国君，最难的事就是升官，而最容易的事就是主动辞退，这样职位的升降，就井然有序了；如果只图升官，不愿引退下来，那么官位就混乱了。所以君子作客要与主人三次作揖然后进门，告辞一次就要退出，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混乱。”

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竟，则利禄也。人虽曰不要，吾弗信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终。”子曰：“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