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十二、十三、十六、十七章 描述为政者应该如何行孝，使社会获得真正和谐。

第九、十、十四、十五、十八章 从个人的维度详述孝。

上表见罗思文、安乐哲着，何金俐译：《生民之本：〈孝经〉的哲学诠释及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9110页。

简而言之，二十世纪以前，不论是皇族、官员，还是寻常百姓家，都一直奉《孝经》为圭臬。作为一部“经典”，《孝经》不仅官、私注疏不绝，而本经所述更被编绘成图录传世。作为载负儒家思想的文本，《孝经》展示了儒家思想传统中对天地之道的敬畏之情，经中提倡的“孝”文化，成为了贯穿中华民族文化的经纬。例如吕妙芬就发现，除了政治、社会和教育向度，在晚明时期，很多士人不仅通过诵读《孝经》来消灾、驱魅、祈雨、求寿，而且诠释《孝经》的时候，也流露出浓厚的“宗教性”。譬如明万历年间的虞淳熙（一五五三至一六二一）就把“孝”视之为宇宙万物和自然人文的秩序源头，也是维系世界和谐的应然规范。但世事如棋，进入近现代，《孝经》的命运又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踏入二十世纪，曾经受万千宠爱的《孝经》，被打入冷宫了。虽不至于无人问津，但却可说是门可罗雀。今日，我们提起《孝经》，除了肯定它的道德作用，总会把这本千年经典，与君主制、家长制、社会层级制，以及专制、愚民、封建等概念挂钩。如《孝经》讲的“五孝”〈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诸章，俨然就是一幅古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图”。若撇下天子不论，本经要求诸侯必须“在上不骄”、“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则“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作为士的须“忠顺不失，以事其上”；至于庶人也要“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孝经》乃是一本讲“忠顺”，并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教科书。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长久以来，《孝经》肩负着沉重的“政治责任”，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脱离了政治牵绊的经典，《孝经》又会是一本怎样的书？当我们翻开《孝经》，或许就会如竹居先生所说的一样，发现它不是象牙塔的专属品，而是一本“导善而救乱之书”。

二、“I”世代的“我”：极端“个人主义”的危机

同为一九一八年，浙江绍兴的鲁迅（周树人，一八八一至一九三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利用讽刺手法，控诉了传统中国的“吃人的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