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建安后期，人士流移的情况没有起根本的变化，兵乱之后，要详实地考核某人的操行，依靠乡里发生了困难。这样，朝廷察举和名士品评要取得一致，朝官荐举和乡里清议要取得一致，成为必须设法解决的问题。

九品中正制就应运而生。延康元年（220），曹操死，儿子曹丕继承了魏王、丞相之位，由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之法，在各州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品第当地人。中正官由本地人在朝廷担任现职官员者兼任。各地小中正先就其所知，汇报本州大中正；大中正根据乡评，定其品级，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交付吏部选用。于是原先在野的名士品评变成了官府品第，核之乡里成为访之中正；而且凡属州郡人士，无论已仕未仕，都须在本州郡入品，连已经入仕者的官职升降，也操于中正的品第，而不取决于政绩的考核。兼任中正的现职官员，都是世家大族，像太原王氏的王述，兼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从弟王蕴，兼本州大中正，儿子王坦之，兼本州大中正；吴郡陆晔，弟陆玩，玩子陆纳，都曾领本州大中正。中正一职，永远握在大姓高门手中，攀援延揽，是当然的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两句话，概括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形成了一种变相的封建世袭制度。

再看江南地区，东汉以来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各郡也形成了大姓强宗，像会稽虞氏、贺氏，吴郡朱氏、张氏、顾氏、陆氏，钱唐全氏，阳羡周氏，丹阳朱氏等。到了孙吴时期，这些大姓强宗的子弟在地方上也有优先选拔为州郡掾属的权利。孙吴也有中正，而且也是以朝官兼任，与曹魏相同。

从汉末的大姓世家到魏晋士族，从乡里清议到九品中正制，而九品中正制则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这是理解《世说新语》中许多人和事的一个大背景。

二

汉末的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士族形成于魏晋，九品中正制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实质上是保证当朝显贵的世袭特权。汉末颍川郡众多大名士，只有荀氏、陈氏、钟氏成为士族，是因为这几家在魏晋时子孙是显贵，而成为士族的颍川庾氏倒是拔自卑微的。从宋人汪藻《世说叙录》中人名谱看，颍川庾氏一世庾乘出身卑微，受大名士郭泰赏识，才能摆脱卑微地位，游于学宫，为诸生佣，学业有成而仍然自处卑微。他的儿子庾嶷，仕曹魏为太仆，孙子庾峻，为晋侍中，奠定了士族的地位；曾孙庾琛联姻皇室，玄孙庾亮、庾冰等以外戚先后执政，官高爵显，成为大士族。再如阳翟褚氏，一世褚，为县吏，后来得羊祜进用；直到孙子褚裒，联姻皇室，晋穆帝即位，为太后之父，尊贵无比，成为东晋大士族。

原来中正品第人才是依据德、才、家世三项的，但家世一项在品第中所占分量越来越重，终于成为事实上的唯一标准。魏晋所重的是父祖官爵，换句话说，中正考虑的主要是当代显贵，定品的标准主要是“新贵”。魏晋相承，晋代的开国勋贵也就是曹魏功臣的子孙，所以计算门第家世是从曹魏算起的。汉末的大姓、名士，他们的士族地位决定于某一家族在魏晋时的政治地位，即当时的官位。某些家族在汉末算不上大姓，甚至出身卑微，只要在魏晋时有某种机遇在政治上获得高位，也可以上升为士族。